在10月1日的“国军日”纪念讲话中，李在明公开表示，韩国将在“坚实的韩美同盟”基础上，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由韩国主导韩美联合防御体系。这一声明意味着，李在明计划对韩美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战时作战指挥权进行调整。
自1950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一直由美军掌握，尽管韩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在军事安全问题上，依然呈现“托管”状态，许多人因此认为韩国并不完全独立。事实上，韩国人民多年来一直希望能够收回这一指挥权。
1991年，时任总统卢泰愚首次提出收回军事指挥权。虽然1994年韩国成功收回了“平时作战指挥权”，但最为关键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依旧掌握在美军手中。此后，韩国的进步派总统们多次为这一目标努力。
2005年，韩国总统卢武铉正式向美国提出收回战时指挥权的要求。2007年，韩美达成协议，计划在2012年完成指挥权的移交。然而，在卢武铉卸任后，继任的李明博由于朝鲜核导威胁的升级，推迟了这一计划。卢武铉则因面临政治压力，于2009年不幸自杀。
展开剩余78%2017年，文在寅上任后，强力推动收回指挥权，并计划通过三阶段评估（包括基本作战能力、完全运用能力、完全执行任务能力）来实现。但他最终未能如愿。现在，李在明继承了这一历史任务，提出要收回战时指挥权。
李在明是韩国进步派的代表人物，收回战时指挥权也一直是他的竞选承诺之一。实现这一目标对于韩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一举措是韩国主权的象征。自朝鲜战争以来，韩国必须将军队交给美军指挥，这被视为国家不完全独立的标志。收回指挥权将使韩国能够独立决定战争中的军事行动，李在明也希望通过此举增强民族主义情感，塑造“自主总统”的形象。
其次，这是李在明获取政治资本的一个途径。进步派一直主张“自主国防”，与依赖美军的保守派路线对立。收回指挥权的提议有助于李在明在政治斗争中占据道德高地，同时转移舆论对他腐败案和经济民生问题的压力。
最后，这也是一种谈判筹码。面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高额投资要求，李在明将“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作为争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手段。例如，美国曾要求韩国投资3500亿美元，否则将恢复高关税。李在明认为这一要求过于苛刻，可能会掏空韩国的外汇储备，因此他提出收回指挥权，也是在为韩国争取有利地位。
然而，李在明的目标实现并非易事。对于美国来说，掌握战时指挥权是其在东北亚保持军事存在和遏制地区局势的重要工具。因此，尽管美国表面上可能表示尊重韩国的自主要求，实际上他们可能会设置条件，如要求韩国加大军购、继续承担驻军费用，或者加强防空、导弹预警和联合情报等能力，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对于韩国的保守派来说，收回战时指挥权是无法接受的。保守派认为这将削弱韩美同盟，削弱对朝鲜的威慑力。他们在媒体、财阀和军方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若李在明强行推进这一议题，必定会引发激烈的国内争议和社会撕裂。
事实上，历史上曾有几位推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韩国总统，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且遭遇了强烈的政治清算或悲剧性结局。卢武铉就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收回战时指挥权的总统，2007年与美国达成协议，计划在2012年完成移交。但卢武铉卸任后，迅速卷入“腐败案”，并在2009年5月因政治压力跳崖自杀。许多人认为，卢武铉因挑战美国主导并推动自主国防，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遭到了系统性打击。
文在寅也继承了卢武铉的政治遗产，强调“尽快收回作战指挥权”，并推进了韩军的独立作战能力建设。但他未能完成这一目标，卸任后也遭遇了来自保守派的司法追查，几乎成为“被清算的前总统”。
如今，李在明提出收回战时指挥权，这是否会重蹈前两位总统的覆辙，我们尚不知晓。尽管收回指挥权听起来充满雄心壮志，但若真要实施，美国的牵制、国内的反对声浪都将迎面而来。或许，李在明将继续书写一个充满矛盾和纠结的韩国故事——一个在主权与依赖之间，永远无法完全独立的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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